從十一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，西方史家大致都承認這期間是騎士的鼎盛時代，由騎士構成西方武力的主體。從國家的觀點來看，騎士與文吏平行，構成國王的左右手，前者代表武力，後者代表法律。與此相對，中國的「俠」即使在武力極盛的西漢，也沒有成為國家武力的一部分。相反地，「俠」的武力在朝廷眼中是敵對性的，必須加以消滅。 自漢代以來，中國社會一天天走上重文輕武的道路，「俠」作為武力集團終於解體，後來甚至也不必然和「武」連在一起。自東漢起，「俠」突破了「武」的領域，成為一種超越精神，並進入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識中。故論及「俠」對中國文化的影響，不能不特別注重「俠」與「士」的關係。 和西方騎士相似，中國古代的「士」一方面承擔著建立和維持政治、文化秩序的任務，另一方面又發展出 不肯屈服於權威、持「道」以議政 的批判傳統。我們通常認定這一傳統的來源在儒家，這個判斷大體上是有根據的。然而從東漢名士的集體反抗行動來看，「俠」見義勇為的作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。當時的黨錮之士在道理上固然以儒家為依歸，激昂慷慨的俠節卻提供了他們情感上的動力，後世富於批判精神的儒者也往往帶有「俠氣」。這一發展其實也是很自然的，因為儒家傳統中本有一股「狂」的精神，能與「俠風」一拍即合。（改寫自余英時〈俠與中國文化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