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學規定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,即是人本的、人文的。要彰顯這種文化性格的特質,我們不妨通過人性的兩重需求及人文發展的兩階段進程分析,並藉西方文化性格加以對照,來獲得清楚的了解。
就人性的兩重需求而言,即是生存的需求與價值實現的需求。前者是人與動物重疊的部分,即告子所謂「食色性也」,或美國羅斯福總統許諾的四大自由的前兩項:「免於匱乏的自由」與「免於恐懼的自由」,也可稱之為人性的初級需求。嚴格的說,這不足以稱為人性,因為無法將人與動物有效區分。因此,孟子才會以人性的進階需求,也就是意義、價值、尊嚴的需求來界定人性,而說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,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」。
至於什麼是
甲呢?這不是一項認知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,關鍵在於人的自覺,如孔子曰: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」。亦即:這問題的起點不是被教導了這一項有關人性的知識,而是每一個人在生命實存上感受到
乙。
正由於這是個實踐問題而不是認知問題,所以當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仍困於衣食的時候,是不可能普遍正視這存在問題的,因此若就自然的人文發展進程而言,先將人生重心放在謀生之上,再漸漸過渡到正視人的存在問題,轉以價值實現為重心,西方文化的發展似乎就是如此。西學的兩大要項:科學與民主法治,就是針對人性的初級需求而設的。直到二十世紀,由於兩次工業革命已原則上解決了生存的課題,於是人的存在問題逐漸浮現,西方人也感受到西方傳統宗教之不足,而漸有向東方求經者。但中華文化的發展卻非循這自然進程以行,而是在絕大多數人民尚困於衣食之時,少數文化菁英便已直看到人性的終極需求,並以此來教化百姓,而漸漸塑成特殊的中華文化形態。(改寫自曾昭旭〈儒學與中華文化之衡定〉)